但是，继承光绪皇帝遗志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态度坚决，多次表示启用袁世凯决不考虑。

    这些事，都从不同的渠道，传到了袁世凯的耳中，他对载沣和隆裕太后越发怀恨在心。在心里不止一次的对自己说，有机会定要以牙还牙。

    这一天，当地的州府又来袁家大宅，他倒是来过几次了。每次走，袁世凯都要厚礼相送。虽然都要推辞一番，但最终还是却之不恭。

    这一次是不同以往，竟带来了重礼，称呼也变了，一口一个宫保大人。

    走的时候，袁世凯也还是备下了重礼，但对方坚决不收。一再说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人亲，等宫保大人出山后，请多想着家乡一些，袁世凯也就没再勉强。

    送家乡父母官走的时候，望着知府卑恭的笑脸，袁世凯无限感慨，心里说这人还是有权有势好。这个时候的他，对出山的期盼之情是更加急切了。

    一九一一年六月的一天，有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洹上，就是袁世凯曾经的老师，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张謇。

    虽然，由于张謇因立宪之事，主动给袁世凯写信，袁世凯也很客气的回了信，过去的那一页，应该是翻过去了。

    但袁世凯因开始不知张謇的来意，谈吐闪烁，也只说了一些场面话。后见张謇态度十分诚恳，力劝他放下个人的恩恩怨怨，以国事为重，准备出山，为国家效力。

    袁世凯也说了心里话：“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效犬马之劳，世凯当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毕竟当过自己的老师，袁世凯也没见外，还和张謇说了些小话。说自己不是不想出去，虽蓑衣垂钓洹上，心里一直深怀报国之志。整天无所事事的，其实是很难受的。

    诚挚地说：在这近二年的时间里，他也多次反省过自身，觉得过去自己很多事情做的是很不妥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当年在朝鲜，“学生如果能认真地听取先生的教诲”，自己后来的人生，走得就会从容得多。

    袁世凯说得未必是心里话，但他知道这话张謇听着肯定舒心。

    末了，袁世凯对张謇说：“我知道，朝廷有人，对我嫉恨和猜忌极深，阻力还很大，我知道的。还请先生多多地疏通，把我的诚意传达出去。”

    反复表示：如果，给他机会，他一定会不负众望。

    袁世凯的这一番话，让张謇特别地满意，认为袁世凯“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

    张謇是北上去京，路过这里顺便停留，他一再和袁世凯承诺，此次去京，一定为袁世凯出山全力以赴。

    两个人谈到了半夜，当晚，张謇就住在了袁宅。袁世凯当然是隆重接待，走时还重礼相送。

    袁世凯虽然对东山再起心急如焚，但在有些人面前还是要极力掩饰的。

    比如端方，二个人是结拜兄弟，感情是相当融洽的。原来在同为总督时，二人一南一北，配合的也相当地默契。一起上奏废科举制度，一起发起立宪。

    特别是在丁未政潮时，两个人更是遥相呼应，同甘苦而共命运。

    但袁世凯是个心机极重的人，对再好的朋友，也是有保留的。

    这一天接到端方的信，信中告诉袁世凯，大家正在为他重出江湖而全力为之，断定袁世凯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提议袁世凯做好思想准备。

    端方，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陶斋，谥忠敏。光绪八年中举人，历督湖广、两江、闽浙，宣统元年调直隶总督，后被弹劾罢官。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著有《陶斋吉金录》、《端忠敏公奏稿》等，是中国著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虽非皇族，但是满贵之后，袁世凯还是有戒心的。在给端方的信中，说自己多病缠身，应该是行将就木之一，早已习惯二耳不闻窗外事，习惯于不问政事。“不足再言功名事业”，“常患头晕心悸，亦衰朽之一端也”。

    对好朋友的信任表示感谢，但自己要让朋友们失望了。

    端方是个率直爽快之一，收到袁世凯的信后，信以为真。一方面担心袁世凯颓废下去，另一方面也担心袁世凯的身体，没过几天，专程来到洹上。

    在满贵之中，端方是思想最为开通的一个，曾被誉为“旗人三才子”之一。（另二人是大荣〈庆〉，小那〈桐〉）

    他忠于朝廷，又主张变革，主张满汉一家。在戊戌变法中，他是积极支持变法的。

    百日维新伊始，就被任命为变法中诞生的农工商总局督办。

    端方能力极强，光绪皇帝设此局，旨在促进农业商业的流通兴盛。尽管谕令成立此部，但并未提及办公处所，人员设置，经费来源等。

    但端方光杆司令，不到十天时间，就使此局正式办公。戊戌变法失败后，此局被撤消，端方也被罢官。

    端方所以没和其它维新派人士遭同样命运，后又被起用，有人说是因他是慈禧的宠臣刚毅所举荐，有人说是因为慈禧政变后他及时进献《劝善歌》。歌颂慈禧：“太后知人善任人，……御膳房内曾减膳，省出银钱去放赈。”

    端方没有像袁世凯那样，靠出卖维新派去自保，用一首《劝善歌》排慈禧的马屁，也同样保住性命，保住了仕途，其才气是被传为佳话的。

    端方在庚子国难时，慈禧西逃至西安，他正署理陕西，把自己的行署让给了慈禧一干人。安排生活和办公，深讨慈禧的喜欢和感激，便步步高升。

    他觉得自己和袁世凯特别投缘。两个人见面后谈了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两个人都特别高兴，订下了两家人两门亲事。一门是袁世凯的二女儿嫁给端方的侄子，一门是端方的长女嫁给袁世凯的五子袁克权。

    端方此次来还带来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给袁世凯的一封亲笔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方知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际此时局益艰，跂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

    盛宣怀的信说得很直率。

    袁世凯回信中同样吹捧了一番盛宣怀，又自谦一番写到：“弟初病左足，嗣病右臂，头眩心悸，益以失眠，精神日见颓靡，志气更不待言。承大哥期望之厚，当铭诸肺腑。

    “惟久病衰朽 心与世违，愿常作乡人，以了余年。有负厚爱，无任悚惭。弟病眼昏花，不能具丹庄书，敢祈谅之。”

    袁世凯和盛宣怀并不知心，他很怕是盛宣怀是有意试探。

    其实，盛宣怀是力主铁路国有的，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祸端。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袁世凯快点出山，因为在他看来，如若袁世凯出面处理铁路风潮，事情肯定会很快平息。

    袁世凯在这里，真的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腑。

    送端方走的时候，袁世凯没有想到，这一次和端方一别，竟是诀别。端方其实是不赞成铁路国有的，看到各地如此强烈的反对，他更坚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现在这个铁路督办大臣的差事，他是很不愿干的。

    对于铁路风潮，他的想法是和平和协商解决，无奈载沣不允。习惯了封建专制，清廷还没有学会和平和协商解决与民间地纠纷。只相信强权，只相信压制，只相信诉诸武力。

    在他们看来，对于民间的要求，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己方退一尺，对方就会进一丈，就会没完没了，朝廷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

    端方不能抗命，只能消极怠工，最后还是成了清廷的牺牲品而死于非命，实在是可惜可叹。

    从端方处得知，自己东山再起的事已经张罗得差不多了，说载沣和隆裕太后已经露出了口风。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他听到的最好消息。但他更知：世事多变，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变化？

    这样的事，他自己再急也没有用，只能是等待。虽然，特别特别地急切。

    他的这种心情，在这一年的八月，在他撰写的《重修百泉祠庙碑中》的一段话中，有明确的表达：“龙骧虎跃之士怀奇负异，每息偃乎寥廓之藩，以韬养其光气。而贤哲之有经世之略者，亦往往因以自放焉，如康节诸人是也。今余幸有余闲，无人事之忧，而鞠人（徐世昌）虽居朝列，志亦不忘丘壑，乃得相与致意于此。

    “缅怀孙、阮之高踪，盖敻乎不可攀已。时方多事风云俶扰，不知所穷，要非沈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意者风教所树，英才骏足接踵而兴，世变赖以康济。”

    在凭吊和缅怀古人的时候，不免对当今发出感叹。虽然“风云”跌宕之际，当权的朝廷“不足以贞多难”，只有自己这样的“英才骏足”，“世变”才能“赖以康济”。

    袁世凯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出山，去大展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