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流亡的9年里，胡适曾经两次回到台湾。

    第一次是1952年11月19日回台湾大学讲学，此行受到台当局的热烈欢迎与隆重接待。蒋经国代表其父“总统”蒋介石，以及教育界、学术界的人士约有一千余人到机场迎接，几十位摄影记者拥上前为胡适拍照，许许多多的人争着同他握手。

    胡适感动地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

    当晚蒋介石设宴款待胡适。12月22日上午又请胡适陪同在新竹检阅部队。

    胡适与台湾有着特殊的情缘，应该说，他最快乐的童年生活是在台湾度过的。

    1893年4月8日，胡适与母亲冯顺弟、四叔介如、二哥嗣柜、三哥嗣栖和一个老妈子6人一起，第一次踏上台湾这片土地。那时胡适才1岁零4个月。他们先到台南，在台南“道署”附近住了9个多月，也就是今天台南市中区永福路北段永福国民学校内。

    1894年1月20日，胡适与母亲一行6人又随父亲胡传从台南来到台东，这时，胡传也由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升任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一职。

    在台东，胡适共住了1年零18天，在台南、台东近两年的时间，他与父母团聚在一起，是胡适最难忘的时光。父亲公务闲暇之时，就会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楷书，然后教他们母子认字。

    其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2月7日，胡适及母亲一行被迫离开台湾，这一天也是3岁1个月零21天的胡适所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湾大学做关于“治学方法”的演讲。就是在这次讲演中，他提出了他那有名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虽然日程安排得很紧，但胡适还是挤出时间故地重游，他先赴台南，显然是想追忆自己婴幼儿时的记忆。

    12月26日上午6时，胡适在老友杨亮功、教厅视察杨日旭陪同下由台北乘车来到台南，台南各界首长及各校学生400余人在车站欢迎。

    9时30分，胡适在市长的陪同下，赴民族英雄郑成功祠献花。10时到永福国校参观其幼年住所。

    在1953年1月30日台南出版的《台南文化》第二卷第四期上，有一篇题目为“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胡适之先生台南访旧追记”的文章，对胡适参观永福国校做了详细的记述。

    “胡先生来了，汽车停处，胡先生下车，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永福国校的林校长扶着一位优雅的小女朋友向他献花，照相的人多半蹲着身子拍照，小朋友们鼓掌欢呼，其他的人则趋前欢迎……这场面很使胡先生感动，他频频向孩子们摆手，连声谢谢。今天真可说是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声音欢悦地响着，其实此时此地与孩子们的声音相呼应的胡先生，在六十年前在这同一地方也是个孩子，而且是更小的孩子，他那时是个孤独的盐务提调的少爷，是缺少同伴听不到这样欢悦的声音的……

    “走过操场，胡先生被导引到一个朴陋的老楼房里去。这是前清台湾道署遗留至今未毁的一栋仅存的房子，它在这个学校里，本来因为位置最偏、光线最坏，所以一向就被当做仓库。……不管它是不是胡先生的旧居，总算是道署旧物，应该与他有关系。于是清理打扫，挂起‘胡适纪念馆’的招牌来……参观以后，就是照相的节目，接着又植树，种了一棵榕树。

    “题字算是胡先生访问故居中最重要而严肃的节目了。纸笔墨早已准备好，胡先生走到幕内提起笔来，沾墨略加思索，便在纸上写‘维桑与梓’四个字。笔太粗了，当他沾墨再要写下去时，一点墨滴在‘维’字的左上角边了，湮了一块。他叫人拿来小刀，把湮了的那一截亲自割去(一位教师接去那割去的纸要揉时，旁边的几个人马上不约而同地出声禁止，那位教师也才觉得那一片纸的贵重，而收了起来，这真是他意外的收获)。他换了一支较小的笔重新题上“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八个两寸见方的字，站在他后面的他的一个朋友，看了连声赞美他典故用得确当。……胡先生写字时全收敛起笑容，左手还执着他刚才割纸的小刀，聚精会神地在题字。……他写完‘兄’字，不意又重复了一个‘兄’字，他的一个朋友叫他换纸，他说不必，略一停顿便把‘兄’字改成看不出别扭的‘弟’字了。写完了，永福国校的家长会长黄伯禄先生又拿来一张纸请题，这回他毫不思索，大大地题上“游子归来”四个大字。从这两幅字，我们可想像出此时胡先生怀念故居的恭敬。同时也可知道这桑梓旧地一定教他怀念他那为官干练正直的父亲，和那发长垂地既是慈母又兼严父的母亲。”

    当时在胡适故居，有记者问胡适这房子是先生当年的故居否，胡适笑着说：“那时候太小，记不得了。”

    10点45分，胡适离开永福国民学校，中午，台南市各界联合设宴欢迎胡适，宴会上，市长对胡适推崇备至，并称胡适为台南人，胡适也十分高兴地起立致谢，并愉快地接受市长称他为台南人。

    第二天中午，也就是1952年12月27日中午，胡适赶到台东，重温他儿时的旧梦。1963年7月，台北建国出版社出版的姚汉秋的《采访十五年》一书，在《胡适与台东》一文中记述到：

    “也许台东是胡氏少时的故居，因此他对台东的事务都很感兴趣。在各地欢宴席中，吴县长提起菜盘中的生鱼是台东的特产，他特别感到好奇，多吃它一二斤。也许重临台东，曾经激起他儿时的模糊记忆，所以当演讲完毕，当坐车缓缓驰行于人群当中，看见环绕汽车的儿童，倍觉亲热，不断抚摸这些孩童……

    “ 胡氏滞留台东的时候，曾到卑南乡槟榔村阿里摆番社去凭吊他儿时故居。据调查，胡博士少时住所已变成小荒丘，附近已成河道，而他父亲当年的朋友已去世数月，使胡氏不能获悉当年状况而感到遗憾！因此胡先生只有和当地山胞合拍一照而已。但是值得留念的是胡父交卸知州时，曾把官服一袭送给名海丹的山胞，此袭官服已由台东文献会征求海丹的女儿同意，交给该会保存，胡氏并曾亲眼看到，此服现仍完整如新。”

    台东县政府为了纪念胡适莅临，还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铁花路(胡适父胡传字铁花)，胡适高兴之余，还为各界首长题字，甚至为伺候他的女佣及为他照相的师傅题字，这让他们个个喜出望外。临离开台东时，胡适又栽种了两棵树，捐出了7200元，作为奖励台东籍的大专学生的奖学金。

    台湾学者黄纯青最佩服胡适的学问、人品，他比胡适年长18岁。这一次胡适从美国来到台湾，他写了一篇2000字的文章，发表在11月29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题目为“台湾与胡适”，文章中，黄纯青带着骄傲的心情宣布：“台湾确是胡适博士之识字发祥地；台湾确是名闻天下的权威学者胡适之识字发祥地”。

    胡适赴台南、台东故地访旧后，回到台北。

    1953年1月6日，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欢迎会上演讲时，他大声称自己是“半个台湾人”，并且说：“黄(纯青)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的确，台南、台东给幼年的胡适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多年过去了，胡适回忆起来依然是清晰的，“我虽然小时候在台湾住过，可是并不会讲台湾话，现在还记得的，只晓得吃饭叫‘呷板’，吃粥叫‘呷米’。”当时，台湾岛内有许许多多随国民党败退来台的外省人，台湾人称这些人为“阿山”，而自称“阿海”，他们许多人认为胡适是台湾人是阿海。

    除了蒋氏父子外，胡适这次回台湾还和其它政要与党国元老如陈诚、朱家骅、谷正纲、王宠惠、吴稚晖、于右任、程天放等有或多或少的接触。

    胡适在台湾一共逗留了两个月。离开之前的晚上曾晋谒蒋介石，两人进行了范围广泛的长谈。谈话中，胡适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次谈话“对余个人颇有益也”，认为胡适的意见是“金石之言”，让他颇为感动，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诤友”。

    第二天（1953年1月17日），胡适乘机赴日本东京转飞美国，他对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的蒋经国说：“总统对我太好了。昨天我们谈得很多，请你替我谢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