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上海期间，曾应邀多次作演讲，其中为上海一师附小、二师附小就分别做了《小学教师的修养》的演说。胡适还参观了一师附小的暑期实施示教班，认为：“这班小学生对于教师真同家人朋友一样，即此一端已很难做到。”足见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和热心。

    1921年7月30日，他应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专程去苏州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修养》及《实验主义》。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

    著名学者、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7月31日，胡适到南京，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作《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

    在讲演开头，胡适言道：”研究国故，在现时确有这种需要。但是一般青年，对于中国本来的文化和学术，都缺乏研究的兴趣。讲到研究国故的人，真是很少，这原也怪不得他们，实有以下二种原囚：一、古今比较起来，旧有的东西就很易现出破绽。在中国科学一方面，当然是不足道的；就是道德和宗教，也都觉浅薄得很，这样当然不能引起青年们的研究兴趣了。二、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有系统了。

    “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哲学也是如此。就是文学一方面，《诗经》总算是世界文学上的宝贝，但假使我们去研究《诗经》，竟没有一本书能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资料的。原来中国的书籍，都是为学者而设，非为普通人、一般人的研究而作的。所以青年们要研究，也就无从研究起。我很望诸君对于国故，有些研究的兴趣，来下一番真实的工夫，使彼成为有系统的。对于国故，亟应起来整理，方能使人有研究的兴趣，并能使有研究兴趣的人容易去研究。……我们要明了现社会的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国家过去的文化，要研究它，就不得不注意以下四种方法……”

    胡适提出四个方法是：(1)历史的观念：“我们看旧书，可当它作是历史看。清乾隆时，有个叫章学诚的，著了一本《文史通义》，上边说“六经皆史也”。我现在进一步来说：‘一切旧书——古书——都是史也’”。

    (2)疑古的态度：“疑古的态度，简要言之，就是‘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十个字……”

    (3)系统的研究；“我们研究无论什么书籍，都宜要寻出它的脉络，研究它的系统。所以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

    (4)整理：“整理国故，能使后人研究起来，不感受痛苦。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要使从前少数人懂得的，现在变为人人能解的。整理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解，折中旧有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的历史和价值”。

    8月2日，胡适到安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为安徽各界作演讲，这期间更是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是半天便有两场讲演。其讲演主要有《实验主义》、《科学的人生观》、《女子问题》、《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好政府主义》等。其中《好政府主义》，算是胡适第一次公开谈论政治，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8月6日，胡适作了安庆之行的最后一次演讲，就是《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在演讲中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安徽大学的筹建，大型图书馆的兴办，国民学校、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方面应给予女子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等。

    这一年，是胡适在各地演讲最多的一年，除上述在外地的演讲外，胡适还在京津两地作了多次演讲，包括在清华大学做《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演讲，他的理由是：机械的纪念没有意义；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8月8日，胡适返回到上海。负责主持北大在江苏的招考。9月7日，他告别上海的朋友，登上北上的列车于9月9日凌晨一点多回到到北京。

    9月19日，胡适与顾孟余、颜任光、陈聘丞在蔡元培校长家中商量北大的事情。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他主张大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应该“破釜沉舟”地干下去，说，“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当晚商定的事情有：“(1)图书募捐事（图书馆募捐）；(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胡适非常重视图书馆在大学中的作用，积极推动北大筹建新图书馆。5月初，胡适曾在北大教职员代表会上提议，教职员捐出当年4月份工资，用来修筑新图书馆。

    9月25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谈自己关于北大改良的看法。信中主要谈了预科改良问题。胡适认为，应明确规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建议举办“实验班”，来验证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能否在一年内达成，并对非实验班预科新生提出整顿方法。

    10月11日，北大正式开学，除新教员演说外，蔡校长请胡适也讲几句。胡适说，学生在择业上要考虑自己的性情和能力，不能因为世俗的需要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他对北大的希望仍然是提高，即提升学术水准，培养高深学问。他希望学生应该有决心，今后不再罢课了。此外，胡适还报告了学校考试制度和设备方面的情况，指出北大应该有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他希望北大一方面要有“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一方面又要成为有实力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这个新学期，胡适增开“杜威著作选读”课程，因这值杜威热，此课特别受欢迎。

    为了推行白话文，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简称“国语统一会”。分期举办国语讲习所，是国语统一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请胡适去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该书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除“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古文是何时死的？”两讲总括介绍外，正式的开始，是：“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地方只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应该是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虽然不过半部文学史讲义，在当时也产生了些影响。

    胡适的文学史讲义很注意趣味性，譬如大量援引诗章进行比较，把文学史活生生地展开听众面前。在讲义中，他反复强调平民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源泉，体现了胡适平民文学观。

    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胡适因为身体多病，加上因名声在外，应酬颇多，事情繁杂，忙忙碌碌中，他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学术上的所得大不如最初归国那几年，这令他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

    例如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评价自己说：“我想我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

    从研究著述方面看，也确是这样。胡适在1921年完成的主要著作是《章实斋年谱》,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月26日，胡适收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40本样书，他在日记中说：“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胡适归国后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以及对《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他的“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但因为涉猎较广，往往不能继续做专一深入的努力。到了1922年，在古典小说方面，胡适除了为亚东图书馆标点本《三国志演义》作《三国志演义序》外，还完成了《吴敬梓年谱》。此外，胡适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还有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10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英文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其实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的整理稿。

    在对自己不满意的同时，他对国学界的现状也忧心忡忡，在8月28日的日记中言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跟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这一年，胡适的很多的精力是用在了创办和编辑《努力周报》，参与全国教育规划改革，以及北大教学研究的管理筹划等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