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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9章 五四运动中的胡适

书名:民国风云人物演义作者:实朴加入书签投推荐票错误/举报

    5月3日,胡适给蔡元培校长写信,报告杜威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讲游历计划和大致到京时间,并请蔡元培商请教育部就聘请杜威一事致电哥伦比亚大学。

    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时,胡适正在陪同导师杜威在上海讲学。5月7日,胡适参加了上海响应北京爱国学生的国民大会,会后又跟着队伍游行,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夹袍都湿透了。

    5月8日,他便从上海赶回了北京。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进行抗争,由于胡适在教授中威望较高,所以蔡元培不在时,实际上是胡适在北大主持大局。

    6月初,北洋政府大肆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那里的学生。

    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北洋政府的密探逮捕,住宅亦被查抄。

    满怀激愤的胡适于当晚即写了《“威权”》一诗:

    “一、(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他说:‘你们谁敢不尽力做工?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二、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苦工,头顶上的铁索渐渐地磨断了。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三、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如此强烈地抨击专制当局的诗,在胡适的诗文里是少见的。

    胡适同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发动在京的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向他递上了对陈独秀的保释书。表示陈独秀不管言论行为是否过当,其本意还是为了爱国,希望警察厅能本着爱护士林的精神,交保释放陈独秀。

    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面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表现了有良知的文人的风范。

    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陈独秀终于在1919年9月间被释放出狱。

    7月,在营救陈独秀之余,胡适还为傅斯年、罗家伦辩冤白谤。由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导者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不够激进,两人逐渐被激进的青年学生所抛弃。就在此时,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傅斯年、罗家伦已经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为此,胡适专门致信《申报》记者,澄清了事实,为傅斯年与罗家伦做了人格证人。

    时政评论刊物《每周评论》周刊,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共出版36期(第三十七期仅有第一版残校样),每期四开四版,第一至第二十五期由陈独秀主编,以后各期由胡适主编,主要撰稿者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高一涵、张申府、王光祈等,由每周评论社出版发行

    该刊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内容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与《新青年》侧重理论的特点互补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由于对政治不感兴趣,所以他为《每周评论》撰的稿,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比如诗歌《奔丧到家》,翻译小说《爱情与面包》等。但当陈独秀被捕以后,胡适出面召集了周作人等12人,决定继续出版《每周评论》,并由他自己代行编辑。

    在后面的编辑中,胡适也延续了《每周评论》之前的立场,抨击政府对爱国人士的镇压,赞颂陈独秀不惧入狱的革命行为,有效地对北洋政府进行了反击。

    综上所述,在五四运动中,胡适虽然不同于热血青年的学生们那么的冲锋陷阵,也不同于陈独秀那么激进,但还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投身到了火热的斗争之中的。

    虽然,关于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人们把五四运动做了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狭义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胡适并未亲身参与。至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则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正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冲锋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尔后,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胡适与蔡元培。

    关于这一点,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再具体一点说,蔡元培是北大校长,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暴得大名”。

    胡适年仅26岁,陈独秀比他大一轮,是38岁,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是50岁。三人生肖都属兔。故而,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一只“老兔子”带领一只“中兔子”和一只“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主要的倡导者和主要的领袖之一。人们都知道陈独秀是主要的领袖之一,用电影戏剧界的话说,一号男主角。但是给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些基本的新思想新观念,并对这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比较准确和清晰的解释,胡适的作用是超过陈独秀的。

    胡适的主要贡献是首先是首倡文学革命,如陈独秀所说:“手举义旗的是吾友胡适之先生。这是事实,没有疑问的。”

    文学革命的基本方面,手段、方法,途径,也是胡适非常清楚的揭示出来,所以很多“五四”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后来说,现在人们能够提笔作文,能够开口讲话,都是蒙胡适之先生之赐。就因为,他告诉大家,要用白话代替古文,白话怎么使用,这些具体的要求、标准都是胡适提出来的。

    胡适是五四时期第一个提出个性主义,他的那篇《易卜生主义》是最具代表性之作。用个性主义解放男女青年,使他们摆脱旧的专制主义、中华伦理的束缚,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胡适对个性主义也作出了清晰准确的界定。

    没有个性的解放,就没有国家的解放,民族的解放。

    国人一向不讲个人主义,一讲到个人主义就是罪大恶极。专制者更是视个人主义为大敌,因为一旦个性得到张扬,对专制和专制者的崇拜就无法维持了。

    胡适讲个性主义,一定程度上是避免个人主义在国人心目中的恶名声,也吹响了个性解放的号角。

    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不论是狭义的五四,还是广义的五四,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

    狭义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另一方面,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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