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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3章 《中国哲学史大纲》

书名:民国风云人物演义作者:实朴加入书签投推荐票错误/举报

    1918年6月中旬,江冬秀到北京与胡适团聚。胡适在家书中说,让江冬秀早些到北京,主要是想让她受点教育,并且与朋友的女眷往来应酬。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江冬秀可以照顾胡适的生活,帮他招呼来的朋友。

    虽然江冬秀奉婆婆之命“监督”胡适,不让他熬夜,“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但胡适毕竟生活上有了陪伴和照应,也能享受家庭的温暖。

    经过一学年的努力,胡适在北大站稳了脚跟,基本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担任了一些职务,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家事方面也基本处理妥当,办理了婚事,太太也到了北京,可以说基本上各方面的事情都在按照他的预期发展。

    归国不到一年,胡适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大了。

    1918年6月19日,胡适请从上海来的蒋梦麟在中央公园吃晚饭,蒋梦麟带江苏教育总会会长黄炎培一起赴宴。

    席中胡适与黄炎培攀谈后才知道两家是世交,黄炎培的父亲黄燡林与胡适的父亲当年同在吴大澂幕府,黄燡林对胡传非常敬佩。

    黄炎培说:“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这句对胡氏父子都很夸赞的话让爱惜名声的胡适听了很是受用。

    他在次日给母亲的家书中说:“我在外边,人家只知道我是胡适,没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儿子。今次忽闻此语,觉得我还不致玷辱先人的名誉,故心里颇欢喜。”声誉日隆的胡适虽然结婚时曾在拜祭祖先上与母亲有过争执,但内心多少还是有重振家业、光宗耀祖的想法。

    1918年9月底,北大新的学年开始,胡适主要开设“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伦理学”、“英美近代诗选”等课程,除此之外,胡适还参与校内的许多事务。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今年每礼拜只有十点钟工课,课虽不多,但仍旧是很忙的。因为我喜欢干预这样那样,故事体很多。”10月,他被推举为北大评议部评议员。

    胡适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从老子孔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一点系统,及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些线索。因此,他教的课,发的讲义,都让学生耳目一新。

    当年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现今已是著名哲学史学者的冯友兰老先生,回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评价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

    于是,选修胡适功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北大学生之外,其他大学的学生也多来旁听。后来竟改在第一院的大教室里上课了。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全书共12篇,10余万字。1918年7月,经过整理;8月,蔡元培先生为作序;1919年2月,便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涵盖了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开端到古代哲学史的终结。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史萌芽于西周,成型于春秋时期,终结于秦汉时期。本书分为十二篇,由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意义开始,后探究古代哲学结胎的事情,之后由孔子老子的哲学讲起直到荀子韩非,最后由于秦汉时期怀疑主义、功用主义、一尊主义和迷信的盛行导致中国古代哲学的终结。

    中国古史因资料缺乏和观念上的原因,不断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编造的内容,真伪难辨。长期以来,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多深信不疑,且视为信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对没有可靠材料依据的中国古史的内容采取了拒绝的态度。这部书在叙述古代哲学史的时候破天荒地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汤禹的传说,径直从孔子、老子讲起。这种作法,不仅前人没有过,就是同时代的谢无量、陈汉章等人撰写或讲述的哲学史,也都没有摆脱旧有的思想框架。胡适此举产生了极大影响,书出不到两个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国哲学史大纲》还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胡适在导言中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学史首先应当明确的基本概念。他写道: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

    胡适以开阔的视野指出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进而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作了阶段划分,最后就研究哲学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审定与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阐明这一系列学术研究的规范,胡适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没,并且有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面,甚至在各种专史以至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书,一部划时代的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

    蔡元培先生在序文中说:“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蔡先生给胡适这部著作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它有四种特长: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即是说他的《大纲》用汉学家的方法,考实哲学家生存的时代,遗著的真伪,及所用的辩证的方法,“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是所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即摒除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既不是儒非墨,也不是墨非儒,而认为“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方法,即是用发展的观点,系统的方法,研究哲学流派,使其“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

    不久,在《答林君琴南函》里,蔡先生又说:“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冯友兰先生回忆,胡适的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还有很特别的一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胡适的这部书,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这表明,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这也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梁启超在一场演讲中评此书: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很少有浅薄或谬误。

    胡适本人自信的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便不胫而走,轰动一时,不过两月就再版了。随着这部书的问世,胡适真是“暴得大名”,不仅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根,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占得了一个位置。

    年轻的胡适教授,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于是也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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