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独裁性质的政权，伴随着权力的强化，往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收紧。在一段时间里，蔡元培与蒋介石集团，除了民主与独裁之争，他的“教育独立”的主张与蒋介石集团的“党化教育”政策也越来越格格不入。

    “党化教育”，也被国民党人称之为“训政”， 是指国民党政权按照蒋介石“以党治国”的主张提出的教育方针。

    蒋介石集团的党化教育，重点是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其时间上主要是1923至1954年，共31年。由于蔡元培等自由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大学里则要宽松得多。    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概念。民国初，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政府编写了中小学公民教材，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

    伴随着封建的传统道德理念和封建专制制度一起进入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规范人的行为，告诉人们，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做，也就是对民众进行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教育，这无疑是进入新的时代必须要做的事。

    公民教育是独立的，它并不需要对政府唯命是从、俯首帖耳，它所从事的是民智开启和理性教化的事业，因此能够帮助受教育者对宣传保持较强的独立思考和认知识别。

    这种必须的公民教育和蒋介石集团的党化教育是风马牛不同的两回事。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对于学校管理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希望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过多关心国家大事，以免造成社会动乱。可以说，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宽松的时期，从而也是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

    蔡元培曾感慨的回顾那一时期：“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

    1924年，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便着手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推行党化教育。主要是通过组织手段，将学校变为党的政治工具，通过调换校长将非国民党人管理的学校改为国民党可控制的学校，在所有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学校开设“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灌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项决议规定县视学或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到各校建立区分部和宣传党的纲领。

    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为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开端。草案规定，先在浙江、江苏推行。规定以国民党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规约;对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推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新道德”等。实质是要使学校教育国民党化。    一些地方行动也闻风而动，如上海市成立“党化教育委员会”；浙江省制订《实施党化教育大纲》，要求中学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用党的纪律规范学生的行为。

    此种对文化教育的法西斯统治，一开始便遭到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抨击。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1928 年 5 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通过废止“党化教育”，实施“三民主义教育”的议案。从而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但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控制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指令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实行“严格主义”政策。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在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虽然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的教学内容未变，是换汤不换药。

    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党化教育的同时，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

    2016年台湾“大选”中的落败，使国民党的历史一遍一遍被回溯，人们想找些线索、渊源。当眼光远至国民党初到台湾时，那道“戒严令”无法回避。《台湾省戒严令》由当时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颁布，于1949年5月20日生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台北。

    戒严期间，人民自由与基本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被极大限制，称为“白色恐怖时期”；直到38年又56天后，蒋经国于1987年宣布“解严”。

    这38年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教育上，政府强力推行党化教育，“从娃娃抓起”，改造国民的意识形态。学校教育向学生灌输忠党爱国、效忠领袖等观念，培养未来的忠党精英和服从政府的顺从国民，并设立青年组织“救国团”。

    这是一种威权的、社会工程式的教育。由于威权的权力在倡导道德，它的道德合理性变得不容置疑，无论它再怎么专制、腐败、残暴，它也会俨然变成一个道德的化身。这种道德形象是不实的、有欺骗性的，它是一个精心包装的神话，为的是达到对专制权力统治的维护目的。

    在台湾，对这种教育起到重要作用的是青年组织“救国团”，它的成立直接来自蒋介石于1952年3月提出的组织青年学习的号召，同年10月正式成立，隶属于“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担任主任。救国团成立时，蒋介石训词的第一条就是强调它的“教育”作用：“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个教育性的组织……本团的教育和训练方针，必须与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密切配合，而每一个团员，必须在三民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及政府决策之下，加强革命信念，增进革命知识，学习工作方法，锻炼坚强体魄，使自己成为文武合一德术兼备的人才，以担负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

    救国团实际推行的工作包括：实施爱国教育、推行文教活动与建教合作计划、青年就业辅导、学生康乐活动、社团辅导及海外华侨联系工作；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高中以上学校的军训教育，1953年7月“行政院”颁布“台湾省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及“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军训实施办法”，责成救国团具体负责校园的军训教育。

    救国团不断向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导他们必须以领袖和国家至上，在其推行团务的会议中一再重申，“我们认为三民主义是我们立国的大计，是我们青年反.共救国的指标；总统是中华民族的救星，是今日反.共抗俄革命领导的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原则，以达成中兴复国的大业”。

    由于国民党政权认为在大陆的失败是因为青年的思想不稳以致受到国际共产主义的诱惑，因此救国团的第一要务便是实施爱国教育，统一救国思想，对青年实施军事训练，以完成所谓反攻大陆的中兴大业，入团青年更必须宣誓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献给领袖和国家。由救国团的成立宗旨和团章都不难看出国民党政权对台湾青年学生进行洗脑、控制和动员的意图，“为达此目的，救国团常发给学生必读的小册子，举办各种与党义相关的活动和比赛，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训练营，推行青年守则运动，不时高唱‘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口号，党化教育铺天盖地席卷整个校园内外”。

    除了成立救国团，国民党还在大学设立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为了避免批评，往往并不公开），中小学则设置“安全维护秘书”及校内书刊审查小组，用以监控校园师生的思想言论，防止出现言行不轨。国民党还在学校课程中加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或军训等科目；在国语文科、社会学科等学科更是灌输忠党爱国、效忠领袖等观念，以培养未来的忠党精英和服从政府的顺从国民。

    蒋氏集团的党化教育，其实是一种愚民教育，也是对他个人搞个人崇拜的专制教育。已经成为台湾的国民党人的一个负面遗产。当然，这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