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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0章 加入暗杀团

书名:民国风云人物演义作者:实朴加入书签投推荐票错误/举报

    1904年,经何海樵介绍,蔡元培加入反清的秘密暗杀团,并邀钟宪鬯、俞子夷等人参加。

    为制造暗杀工具,蔡元培找来懂化学的朋友,还弄来一只猫进行试验。开始,他们造出一种液体毒.药,给猫服下,只几滴便毒死。但蔡元培觉得,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方便,也容易被人发现。于是他从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方面的书,从头进行研究,随后,开始自己试制炸.药和炸.弹。

    制造的工作庄严而神秘。在秘密制造工厂中供奉着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牌位。试制前,蔡元培等一众志士写好誓言,人手一纸签上自己的名字,神情严肃。有人宰掉一只鸡,将鸡血洒在纸上,又滴入酒碗。然后,大家一齐向牌位跪下宣誓,尔后将鸡血酒一饮而下。仪式过后,人们将宣誓纸条揣入怀中,制造炸药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参与其中的俞子夷后来回忆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我课余读书,试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物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

    陈独秀、章士钊、刘光汉等人随后也加入这个秘密组织。

    陈独秀后来曾回忆这段经历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淡。”

    大家应该记得,一九零五年,袁世凯领衔上奏请行立宪,并在奏折中建议派员出国考察,朝廷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当五大臣在北京火车站正准备登车时,革命党人吴樾投掷诈彈,诈伤了十多人,迫使五大臣推迟行程。

    对的,这次刺杀,就是蔡元培参加的这个暗杀组织所为。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林语堂还曾在校长室玻璃柜里,看到陈列着当年蔡元培和同志们制作的炸弹,这也许是他对这一段革命生涯的怀念。

    蔡元培所做的事情不可能完全躲过朝廷的耳目。清政府得知相关消息后非常恐慌,两次开列出逮捕革命党人的名单,而蔡元培的名字都排在第一位。或许是由于爱国学社设在租界里,也或许是经办的人出工不出力,反正蔡元培一直很安全。

    蔡元培从事革命的另一项工作是办报纸。

    《苏报》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初创时﹐由胡璋的日本籍妻子生驹悦任“馆主”﹐邹弢任主笔。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闻。

    1900年原主无力维持﹐让给陈范。陈范聘汪文溥为主笔﹐一度致力于保皇立宪的宣传。    陈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秀才,嗣任江西铅山知县。光绪二十年(1894)以教案被劾罢官,退居上海。

    1902年起﹐陈范逐渐倾向革命﹐聘章士钊担任《苏报》的主笔,《苏报》态度也明显转变。该年冬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

    前边提到过,一直以来,陈范与蔡元培走得很近。

    蔡元培等人把《苏报》变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在上面发表文章、宣传革命,弘扬民族主义。

    同时还与人合作出版《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号召革命。蔡元培曾在上面发表政治小说《新年梦》,痛骂清朝统治者“厚脸皮”,是“糊涂东西”,呼吁国人推翻满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复被侵占的国土,最终造就一个强大的新中国。    没有钱办不成事,为筹措办报以及其他革命活动的经费,一天,蔡元培启程前往南京筹款。当来到码头正准备上船时,忽然传来消息:他的大儿子在家中病死了。听到这个大不幸的消息,作为父亲的蔡元培心如刀割。但蔡元培强忍内心的悲伤,家也不回,毅然登船而去向古城南京进发,三天后如愿借得六千元而归。

    办《警钟日报》的时候,蔡元培不仅剪掉了辫子,也不再穿旧式的长袍马褂,而改穿新式的德国装(即中山装),外套一件蓝色棉大衣。冬天的上海天气非常寒冷,报纸的编辑室里又大又空,也没有火炉。张罗报纸出版的蔡元培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像个大馒头,他只好在右手上套一个半截露指的手套,左手放在大衣口袋,一边发抖、一边给报纸写文章。蔡元培每天晚上必须赶在出版之前写两篇报纸评论,一篇是文言的,一篇是白话的。

    编辑所的印刷、发行乃至于办公人员的伙食、种种开销,这些繁琐的事情蔡元培都得操心。到了过年时,蔡元培发现编辑所里的账上一分钱都没剩,只好向人借了一串珠子让同事拿到典当铺子去抵押换钱。结果,典当铺的老板说珠子是假的,只能当一元钱,让他大失所望。这样一来,大家也就只好不过年了。

    但最让蔡元培着急的还是报纸的销路和影响力。为多卖报纸,他让一位工人老乡背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国标语,或画上爱国漫画,然后手里敲着一面小锣,带着报纸到街上叫卖。这种新奇的促销手段倒也有效,每天居然比平日能多卖出一二百份报纸。蔡元培非常高兴,用他家乡的绍兴话直夸这位工人:“真弗错气”(真不简单的意思)。

    1903年夏,清政.府逮捕章太炎和邹容,查封《苏报》,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苏报》聘请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尖锐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清王朝光绪皇帝。这两篇极其犀利的革命文章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报》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痛骂清朝统治者和揭露康有为改良主义奴颜婢膝的一段文字发表,并发表文章,介绍《革命军》的内容,向读者推荐《革命军》。

    这些激烈的革命宣传和它所产生的影响,使清政.府感到极大的恐慌和震怒,清政.府采取镇压手段,下令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由于《苏报》社设在租界内,清政府便请求帝国主义帮助镇压。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太炎、邹容在会审的时候慷慨陈词,坚持斗争,使《苏报》案成为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最后,租界法庭判决章太炎3年徒刑,邹容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章太炎、邹容在监狱中,仍然坚持斗争。章太炎在狱中写了《答新闻报记者问》,在这篇文章中满怀信心地说:“四万万人民都会同情我们,而公理一定会战胜的”。他在狱中还参与组织江浙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筹划工作。邹容在监狱生活的折磨下,不幸病故,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

    蔡元培不顾个人安危,每月都到监狱去探望邹容和章太炎。邹容在监狱病死,悲痛的蔡元培积极参与办理他的丧事、举行追悼大会。

    必须指出的是,《苏报》案在对人的查办上还是很宽容的。在结案过程中仅以文字为根据,就可以使涉案人员大大减少。而因为在定案中有一句“不涉孑民”,而使蔡元培能够幸免于难。如果说两江总督魏光寿面对革命活动“行同聋聩”还属某种疏忽,但奉命赴沪查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则明显的力求大事化小,网开一面。

    王朝末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极少数。

    那时,有个叫沈荩的爱国志士因发布清廷和俄国人勾结的消息,被清廷逮捕,用竹鞭打得全身血肉横飞,最后刽子手用绳索将其勒死。

    消息传出,上海的革命志士异常悲愤,在愚园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当众演说,痛骂清朝廷政治暴虐、蔑视人权,听众闻言而感,全都流下了热泪。

    但是,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蔡元培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当民族革命被推向最高潮时,“誓杀尽鞑虏,流血满地球”的激烈言论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种主旋律,尤以邹容的《革命军》为代表。就在这时,蔡元培在《苏报》上发表了《释仇满》一文,对民族革命的狂热主张提出批评。

    他在文中言道:“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仇杀满人之必要。”

    他甚至深刻指出:“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批评那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事之有利于汉人者,虽凶亦吉”是狭隘偏执的“种族之见”。坚信“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

    自从满人入关建立清朝统治以后,从开始的“反清复明”,到后来的“驱逐鞑虏”,无不把推翻满族的统治,恢复汉室江山作为口号和目标的。固然,这可以迎合很多人的狭隘民族情结,但是,革命党人的革命,是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不应该是那类似反清复明之类的,用汉族的专制代替满请的专制的维持封建专制的革命。

    我们这个国家,有那么多民族,为什么一定是要汉族人居于统治地位呢?

    中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只有元朝和清朝是兄弟民族占据统治地位,其余大多数时间,都是汉族统治者发号司令。

    如果说谁对不起谁,应该是汉族人说声对不起,把兄弟民族都赶到了边远的不毛之地。其实,所有的封建王朝,无论是汉人还是蒙人和满人,其实都不是民族对民族的统治。或许,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可能会享有某些特权。但总的说来,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也就是说,即便是汉族人居于统治地位,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也是被统治者。

    后来,革命党人还是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民族思想,用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逐鞑虏”, 五族共和其实就是各民族的共和,只是那时,大家还不知道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以为只有五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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