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和汤玉麟感情破裂的导火线，是因为奉天警务处处长王永江与奉天军界发生磨擦中，而张完全站在了王的一方所致。其实，理也确在王的一边。

    王永江，字岷源，奉天省金州（现大连市金州区）人，民国初年学者，被称为奉系的财神爷。祖籍山东蓬莱县，一八七一年出生于辽宁大连。二十岁以县试第一考取优贡，步入仕途。

    一九一六年，王永江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旋即为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奉天警察厅厅长，始得张作霖信任。

    一九一七年，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永江如鱼得水，干得很出色，财政收入迅速好转，国库得以充实。从此，他深得张作霖的赏识、器重，每每言听计从。一九二二年升任奉天省长 ，先后创办奉天纺织厂、东北大学（兼校长），修建沈海与洮昂铁路。

    任省长期间，与孙中山有多次信函往来，曾为支援北伐军百万巨资起过重要作用。一九二三年，曾以奉天省长身份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提出收回“关东州”、恢复中国主权的要求 。

    民国十五年（1926），其不满于军阀混战，借病请假回籍，从事著述。

    潜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喜诗文，擅长书法，藏书在当时具有一定规模，先后藏书四万余册。并按照经史子集史部分类管理，特别注重易经和医学图书的收集，为其研究和编著《医学辑要》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一九四五年大连解放后，其家人将所藏图书中三万余册捐给大连市图书馆。

    著有《读易偶得》、《铁龛诗草》（二集）、《易原窥余》、《阴符经注》及《医学辑要》、《痼疾窥余》、《赫山子》、《治世论》、《痼疾蒙谈》、《方书选粹》、《铁龛诗草》等。 亦精书法，摹拟王右军，笔意饶有风致，东北大学校训"知行合一"匾额乃其手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王永江病逝于金州，终年五十六岁，葬于金州肖金山。

    光绪卅年（1904年）日俄战争时，王永江曾因办辽阳警察出色，很为赵尔巽所赏识。后赵欲提拔其为民政司长，却被当时军界首领张作霖所反对。

    等到张自己主持奉天军政时，也像赵一样器重王永江，赋予王警政大权，让他整顿全省警务。

    汤玉麟等嫡系军人对此深为不满，有一次军政大会上，汤等故意拒王参加以示凌.辱。汤的军队经常向警察寻隙而起冲突，事情传到张耳中，张作霖不护短，重惩滋事官兵，并召集汤等训话。大加申斥，汤很觉难堪。

    张、汤的不和，正是冯德麟的机会，便极力从中挑拨。冯曾派廿八师五十五旅旅长张海鹏潜入廿七师内部策动叛变，没能得手。

    张作霖随后邀廿七师部分高级军官谈话，要求大家以团体为重。廿七师官佐也认为对付王永江尚可，反张作霖不可以，汤玉麟因此陷于孤立，乃率两连兵逃去新民村。汤离去之后，张曾有一封非常恳切的信给汤，全函如下：

    “阁忱仁兄：十七年患难至交，临别竟未一晤，弟心伤矣！我兄之心能毋伤乎？回忆在桑林子时，我兄、辅忱及弟等共廿四人，屡受洪辅臣、徐翰武等大股欺侮。金寿山勾结俄兵，乘夜袭击，我等冒死冲出重围，孙德山背负赵氏出险，投到老达房，家叙五大度优容，推诚相处，稍得喘息。及投诚新民，弟任管带，兄任左哨哨官。我兄生擒杜立山，首建奇功。

    “弟因升前路巡防统领，兄升马二营管带。后开赴洮南，剿办‘蒙匪’六十三牙签、陶什叨等，弟两次被围蒙古包内，兄均冒险冲到，弟感激涕零，兄劝慰说：‘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言犹在耳，永矢弗谖。辛亥之秋，奉赵将军电回省，乱迫眉睫，人心慌恐，我兄率部于一夜之间，擒获恒六、张荣等首要，胁从逃散，省垣转危为安。

    “弟因统领中路巡防，旋改编陆军二十七师，弟任师长，兄升五十三旅旅长。及段将军离任，弟承乏督军兼省长。他人见我师团结坚固，前途顺利发展，十数年间，得长全省军政，因羡生忌，因忌成仇，挑拨离间，多方破坏，事实俱在，不待覆案。人生最宝贵者，莫过于生命，昔当患难之时，誓同生死，偶以言语之差，视同陌路。我兄向重义气，今乃不念前情，不思旧雨，决心离去，此弟深为不解，亦最为痛心者。

    “况且父灵浮厝，大事未完，老母在堂，仍待奉养，兄弟妻妾子孙等，食指日繁，开销日增，兄不为自谋，也不为全家老小着想乎？共得之富贵，当共享受，耿耿此心，天日可表。今日不辞而行，挽留无术，何时意转心回，肯来聚首，富贵与共，决不食言，书不尽意，尚希谅察。”

    张作霖没有能力执笔，这封信据说是他口授。虽然代笔之人有文字加工，但张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应该是真情流露。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即靠向了段祺瑞。

    张走段的路线，冯德麟便倒向黎元洪。他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张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所为对手的对头便是自己人，黎元洪当然要站到冯德麟一边。这样的上下呼应，不但加剧了张和冯的矛盾，也促使府院纠纷更为紧张。而国会又参与其中，搞得更是“一团乱麻”。

    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和国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和表现的机会。

    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

    电云：“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

    “（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

    “（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

    “（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声附和。

    梁启超很现实，拒绝了黎元洪，和实力派段祺瑞走到了一起。

    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也不乏贬斥之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

    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这下子，局势是越搞越乱。其实，这里边的所有人都是各揣心腹事，各为一己之私。用现在的话是都想“刷存在感”，谁也没想把事情往好处搞。

    纷争继续扩大，先前虽然发生的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还都是内政方面。现在又增加了外交方面，首先是对日问题。

    民国五年十月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正毅。

    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著名财政改革家，日本第八任、第十七任首相。

    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任内所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污点。对此，评论家德富猪一郎猛烈批判道：“这样对待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从欧美人来看，日本想要把支那变成自己的属国。”

    大隈重信内阁其实是个傀儡内阁，被决定日本政坛的元老们失去利用价值而被被抛弃不得不辞职的。他辞职时曾上奏由加藤高明接任首相，遭到拒绝。